保护城市的文化记忆 肩负共同的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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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注定了这座城市的特色是新旧文化交相辉映
CFP供图

旧城保护成为广受关注的新闻事件。

  前不久,南京地铁5号线因为沿途有183处文物点,涉及国家级文保单位3处;地铁5号线的选线规划设计上报国家文物局后,被国家文物局“暂否”,要求南京对所报“选线规划设计方案”和“文物影响评估报告”进行补充和修改。南京的文保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好事,体现了“城建为文保”让步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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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多多。在一个举国大开发大发展的年代,在南京,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在某一个集中改造开发的阶段,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在变,也在不断地进步。

姚远参与发起和起草的紧急呼吁信得到29位专家学者的联名支持。

  城市需要日新月异,也需要文化品格和历史内涵。

中华文明造就了许多千年古城,源远流长的历史在一砖一瓦上凝结。这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保护我们的文化记忆,是现代人的共同责任。因为,现代化不应成为我们忘记历史的理由。更因为,现代的生活需要文化记忆来温暖与指引。

  在南京,城建与文保最终从各执一词,走向了协商与妥协。

■“那些文字穿越时空,是我每次到了那里都会想到的,不光是南唐的,还有比如明朝笔记里记载的一些故事也是在那个场所发生”

  现代快报记者

提起老城南,南京人再熟悉不过了,它指的是中华门内东、西两片围绕内秦淮河、以夫子庙为核心的明清历史街区,是南京城的发祥地。这片素有“十里秦淮,六朝金粉”、“桨声灯影,画船箫鼓”之誉的土地,长久以来承载着人们绮丽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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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绮丽的想象,有时难以追随上城市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设新城、改造危房的设想,虽是美好的愿望,却也令这些承载文化记忆的古老建筑面临危机。

  上世纪80年代

保护城市的文化记忆,很多人在努力。

  南京第一次“摸”文化家底

一位80后年轻人,以他自己的热情与方式,付诸令人刮目相看的行动。现已步入而立之年的姚远,18岁之前都在南京古城中度过。他在两次参与南京古城的保卫行动中,先后起草了两封名为《留下南京之魂》和《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紧急呼吁信,并在多位专家学者的签名支持下,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朱自清曾经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

这位戴着椭圆小眼镜的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斯文、平凡,乍一看,似乎很难与“写呼吁信”、“奔走疾呼”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也不曾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看成是什么大事,而只是认为这是“自己对故乡应尽的一片孝心”。

  1982年,南京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随后,南京市、区开展联动普查,查阅相关资料和座谈,制定保护规划。但是当时哪些是古董、是宝贝?人们的心里还没有谱。

作为地道的南京人,姚远对故乡一往情深。这份情愫萌生于童年:儿时居住过的三两间院落、安品街上外婆家的枇杷树、上幼儿园途经的条石小路……姚远缓缓回忆,娓娓道来,这些记忆的碎片拼凑出他对城南旧事的感知与印象:虽不那么清晰,却深扎于心;虽不那么华美,却足够真实。

  1984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南京也开始了对文化家底的搜寻、普查工作。当时,原本是小学老师的杨新华,被借调到雨花台区做文物普查工作。“当时,雨花台区做文物普查的,就我和王梅影两个。”王梅影年龄比较大,在外面跑的就是杨新华一人。当时的牛首山还比较荒,草丛一人多高,文物普查人员没有定位仪、没有手机,只有一个老旧照相机,杨新华每天带着馒头,背着一个破包,田野、山上到处跑,为雨花台区的文物建立“家谱”,之后,列入文保单位。

而当回忆触及爷爷家曾经的独立院落时,姚远难掩激动之情,原来爷爷家的位置正是南唐大内皇宫的宫门,那里还有一座桥,名“内桥”。幼年无知,直到中学时读了蒋赞初老先生写的《南京史话》,姚远才恍然大悟。

  也就是1984年,南京出台了第一版名城保护规划。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童本勤对现代快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名城保护规划对南京的山水格局、历史格局,以及其中的历史文化资源,都确定了保护名录,划出了紫线保护范围,“当时南京属于全国第一批画出紫线规划的,而第一版保护规划提出大南京概念,在全国也很出名。”

姚远的身上透着一股浓浓的文人气。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浅吟一句小诗,抑或是一阙小词,然后停顿须臾。
“每次站在那个空间,那个点,已经看不到那些历史建筑了,但还是会想起李煜的诗词。那些文字穿越时空,是我每次到了那里都会想到的,不光是南唐的,还有比如明朝笔记里记载的一些故事也是在那个场所发生,南京这个城市始终让人有历史的遐想。

  当时,公众对于保护文化遗存并不太理解。童本勤说,人们觉得南京老房子多,不够现代化,想在城市建高层建筑,“新街口金陵饭店成为必游景点,人们都要去旋厅鸟瞰南京城,而老房子、老建筑又老又旧,没什么用,我们想保还常常遇到困难。”

能够引发对历史悠然遐想的,不只南京这座城市。18岁,姚远离开南京去北京大学读书,北京城的历史文化纵深感带给他更强的震撼。

  前不久,南京地铁5号线因为沿途有183处文物点,涉及国家级文保单位3处;地铁5号线的选线规划设计上报国家文物局后,被国家文物局“暂否”,要
求南京对所报“选线规划设计方案”和“文物影响评估报告”进行补充和修改。南京的文保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好事,体现了“城建为文保”让步的观念。

大学一年级时,他住在北大昌平校区,毗邻明十三陵,安静得让他欣喜,因为可以静静地饱看历史。春日的桃树、老旧的红墙、石质的栏杆与台阶,只需寥寥几个景致,就勾勒出了老北京的醉人风韵,也引发着姚远对历史的体悟。

  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地上地下,文化遗存多多。在一个举国大开发大发展的年代,在南京,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在某一个集中改造开发的阶段,这种矛盾尤为突出。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在变,也在不断地进步。

读大二那年,姚远登上景山俯瞰故宫的全景,当完整的古都气象尽收眼底时,他震撼且感动:“我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有无数动人心魄的细节,不仅是宏大的宫殿和城墙,单是一处四合院的砖雕,或是一棵从墙头伸出的古树,都满是时间的力量。

  城市需要日新月异,也需要文化品格和历史内涵。

同为千年古城的北京和南京,有着许多共通的力量——源远流长的历史在静水深流的一砖一瓦上凝结;但同时它们似乎也有相似的处境——时间的厚度,在城市发展的速度之前,有时显得有些脆弱。

  在南京,城建与文保最终从各执一词,走向了协商与妥协。

  现代快报记者

  胡玉梅 徐萌 马乐乐

  上世纪80年代

  南京第一次“摸”文化家底

  朱自清曾经说:“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遗痕。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

  1982年,南京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随后,南京市、区开展联动普查,查阅相关资料和座谈,制定保护规划。但是当时哪些是古董、是宝贝?人们的心里还没有谱。

  1984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南京也开始了对文化家底的搜寻、普查工作。当时,原本是小学老师的杨新华,被借调到雨花台区做文物普查工
作。“当时,雨花台区做文物普查的,就我和王梅影两个。”王梅影年龄比较大,在外面跑的就是杨新华一人。当时的牛首山还比较荒,草丛一人多高,文物普查人
员没有定位仪、没有手机,只有一个老旧照相机,杨新华每天带着馒头,背着一个破包,田野、山上到处跑,为雨花台区的文物建立“家谱”,之后,列入文保单位。

  也就是1984年,南京出台了第一版名城保护规划。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童本勤对现代快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名城保护规划对南京的山水
格局、历史格局,以及其中的历史文化资源,都确定了保护名录,划出了紫线保护范围,“当时南京属于全国第一批画出紫线规划的,而第一版保护规划提出大南京
概念,在全国也很出名。”

  当时,公众对于保护文化遗存并不太理解。童本勤说,人们觉得南京老房子多,不够现代化,想在城市建高层建筑,“新街口金陵饭店成为必游景点,人们都要去旋厅鸟瞰南京城,而老房子、老建筑又老又旧,没什么用,我们想保还常常遇到困难。”

  上世纪90年代

  张府园南唐护龙河被毁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城内的建设还不多。”南京大学教授蒋赞初回忆。但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设”和“文保”这对兄弟,就遭遇上了。1990年前后,中山南路南下工程,首次打破了原来的老门西的格局……

  1993年,66岁的蒋赞初退休,他和东南大学教授潘谷西、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梁白泉三人形成了“三人文保小组”,为南京的文保鼓与呼。让蒋赞初至今感到痛心的是,上世纪90年代,张府园改建住宅楼时,挖到了南唐时期的护龙河,但随即被毁掉了。

  “当时挖出来的护龙河有20余米长,宽三四米。当时我、潘先生和江苏省文物局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我一看,河两边护岸石头和南唐二陵的一样;而
且这段护龙河在史料上有详细介绍,我们都觉得成为省级文保单位不是问题。”蒋赞初回忆说,当时他们向有关领导建议,立即把这处护龙河升级为省级文保单位。
潘谷西说,他本人免费为这处小区设计个亭子,让这段护龙河变为小区绿地,可以供市民参观、休闲。但是,施工单位连夜让民工把石砌的护龙河驳岸起掉。第二
天,蒋赞初他们再去时,对方说,“石头已经取出来了,你们不是要石头吗?”后来,这里又发现另一段南唐护龙河,但也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南唐是南京重要的一段历史,但现在南唐的遗存,只有南唐二陵,主城区内没有任何遗存,这让我深感痛心。如果保留下来了,现在肯定是一处省级文保,还是一个旅游景点,多好。”蒋赞初摇摇头。

  2006年、2009年

  南京响起“救救老城南”

  20世纪初,南京旧城改造如火如荼,考古铲跟在挖土机后面忙碌。“那时候,马道街拆迁,因为房子特别好,每天都有上万人围观。”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薛冰回忆。

  让公众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告别老城南事件。老城南是南京的根,从南唐始,历经明清和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老城南以中华路为界,中华路东为门
东,中华路西边叫门西。门东以代表科举文化的贡院为中心,包括为它服务的书坊印刷业与商业娱乐等设施,也分布有一些手工业区和居民区。门西是以丝织业为中
心的工商业区,也有一些居民区和寺庙。

  “都说,甘家大院是南京99间半,其实老城南有不少99间半。”蒋赞初说,拆迁之前,颜料坊的山西会馆,就堪称99间半,但后来被拆掉了。“老
门东也有99间半,别的不说,沈万三故居就称得上是。”到了2006年,在“打造一个新城南”与“利用拆迁费来拉动居民消费”的口号下,有关部门开始拆迁
成片的老城街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拆迁门西地区秦淮河畔的传统丝织业中心地点——颜料坊与牛市街区。“街区中,和云锦有关的建筑、云章公所等都保存得很完
好,但当时,我们赶到的时候,就连南京市级文保单位牛市64号清代建筑也被拆字上墙了。”蒋赞初回忆。

  2009年6月,还是因为南京老城

  南的拆迁改造,专家们又上书相关部门。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组成的调查组随后抵达南京,短短三天时间,向负责老城改造规划的专家了解情况,与递
交呼吁书的专家学者座谈,到老城南拆迁工地现场调查。三天紧张调查之后,调查组作出了立即停止甘熙故居周边民居拆迁改造工程的决定。

  2010年

  南京向“大拆大建”告别

  “近30年来,从对文保建筑的保护拓展到对历史街区和老城区整体的保护、从文物保护拓展到文化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拓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伴随名城保护进步的,是现代化进程中被唤醒的文化自觉。”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800美元—3000美元之间,城市面貌变化最大,文化遗产破坏最重;人均GDP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
间,文化消费成为必需,保护文化遗产成为共识,但保护常常为建设让路;”龚良介绍说:“一旦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人们会主动寻找文化遗产加以保
护。”

  城市改建和千年文脉传承,在两者的不断碰撞中,局势也悄悄发生着变化。“就拿地下文物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洛阳已经有了地下文物管理条例,而南京的地下文物管理条例到1999年才出来,管理条例上规定,建设单位遇上文物要主动上报,进行考古发掘。”蒋赞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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