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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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三国至五代十国时期考古工作成果丰富,尤其以西朱村曹魏大墓、安徽当涂“天子坟”孙吴墓、洛阳北魏宫城八号建筑遗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等遗址、墓葬的揭露为代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以宗教和商贸题材为主的中外交通研究增多。

基本信息:

一城邑及建筑遗址

编著: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

四川地区针对蜀地三国时期遗存展开全方位的调查,目前已有一定的成果。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著《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涵盖成都16个市区县,对这些地区三国文化遗存的历史及现状进行了调查,并收集刊布部分出土文物资料,对三国时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陈芳、樊博琛、曹静等报道了调查的遗址、遗迹情况,并探讨了相关问题(《中国文化遗产》6期)。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07年,山西大同操场东二号遗址发现汉代、北魏、辽金和明清时期的建筑遗迹和灰坑,最重要的是北魏粮仓遗址。北魏粮仓遗址的地层大致为四层,即汉代、北魏、辽金明清与现代层。其中北魏层位最厚,厚100厘米~142厘米,为夯筑建筑基址,夯层厚8厘米~12厘米。夯土台基表面距今地表1米~1.2米,整个台基表面都存在红烧土层,厚10厘米~44厘米。夯土台基上分布有50多个柱础石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推测年代下限为北魏末年。

出版时间:2018年2月

西安地区首次发现唐代粮仓类遗址,至少有3排24座,还有不少粮仓及相关遗迹被现代道路和建筑占压,可能是太仓遗址。徐龙国对此进行了论证。

版次:1

2007~2009年发掘的吉林和龙西古城外城北门址、内城南门址及内城排水设施遗迹,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西古城城址的文化内涵,还为深化渤海都城研究拓展了学术视野。

印刷时间:2018年2月

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城址的修筑年代及墙体下层应属西汉晚期,但墙体上层的年代则可能进入了西晋时期。

印次:1

2012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发现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出土了大批文物,所属时代主要包括汉代、六朝、唐宋及明代等(《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古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ISBN:97871001570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确认了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时期重修沿用,北周时期仍有改建。

内容简介:

1999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城址,其中的晚期遗存年代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本书是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大型学术年刊,主要刊发围绕丝绸之路历史、考古、民族、宗教、语言、文字、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文章,收入论文均为作者首次发表,突出本刊以丝绸之路文物、考古资料、图像资料为重要研究对象的宗旨。

福建博物院介绍了福州市地铁屏山遗址出土的两晋至宋元时期的遗迹和遗物。

目录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在临江市河南屯遗址地表采集的板瓦及瓦当推断,该遗址在渤海时期应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与抚松新安遗址类似,均作为水陆交通的重要节点。根据最新发表的考古资料,李晓东对渤海文字瓦模印文字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进一步界定了渤海遗存三期说的时间节点。

丝绸之路研究永远在路上

隋唐洛阳城水系考古项目取得一定进展。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介绍了2015年清理的隋唐洛阳城西苑水利设施遗迹、遗物。后又刊布了包括隋唐城内外流经的河流和人工开凿的渠道遗迹。

太原金胜村唐墓再研究

安徽省博物馆等介绍了唐时期河道遗址及其出土文物,厘清了运河在柳孜段使用、管理及淤废的过程。

森木鹿:一种有翼兽头神禽传播、流变与融合轨迹与文化蕴意再探讨

贺云翱介绍了近20年来六朝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包括都城中心区、“西州城”、佛教寺庙遗存及礼制建筑遗存等。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石雕释迦牟尼降服外道造像”再探讨

根据当时整理公布的吐鲁番出土唐代文书中的相关材料,姜伯勤对“城”的形制进行了分类,特别是对唐代西北地区的“城”及与之相关的“城主”“城人”“城局”的职能、身份、权责作了进一步考察,指出其与军镇城防、北齐军制及吐鲁番麹氏高昌时期的传统有关(姜伯勤《论城主与城人城局——唐吐鲁番文书研究》,载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文物出版社)。

入华粟特人墓葬所见人首鸟身形象述论

刘庆柱《地下长安》一书是《长安春秋》的再版,在原书的基础上新增了近年西安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和综合研究,对唐代长安城市、墓葬和社会生活进行了系统介绍。张建林、田有前总结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隋唐长安城的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唐西州银钱的使用与流通

结合文献与遗址材料,杨鸿勋《大明宫》一书对大明宫从唐高宗到晚唐时期的部分主要宫殿与宫苑的面貌进行还原。

“五胡”时期西北地区汉人族群之传播与迁徙——以出土资料为中心

中国考古学会等编《扬州城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集中讨论了扬州城及周边地区从古至今的发展情况,重点分析了城市内部布局、交通网络、窑址、墓葬分布等问题。

唐京兆府属县乡里考

黄朴华主编《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汇集历年来长沙古城址的考古资料,同时结合文献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阐述长沙城的发展和演变。

瓜州榆林窟题记所见大理国与西夏关系研究

何继英撰文《唐代青龙镇的功用》(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认为青龙镇既是一处海港重镇,也是当时重要手工业作坊所在;叶倩《青龙镇遗址出土唐代瓷器的相关探讨》一文亦证实了上述观点(载宋建、陈杰主编《“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汉传净土信仰在龟兹地区的流传——以龟兹石窟为中心

赵晓军以湖北出土的《算数书》所载计粮方法为蓝本,通过数理方式计算古代官仓储粮规模,加深了对粮仓规模的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

麦积山石窟西魏时期维摩诘图像研究

易立补正了其早年关于该地此类瓦当出现年代和背景的判断(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

米罗:贵霜钱币所见的密特拉

高义夫总结了长江流域及广东地区出土的唐宋元时期滴水的特点,其中唐—五代时期的滴水主要流行长条形,饰几何形图案。

祆教美术中的火坛

二陵墓

唐代官方写经及其传播——以《宝雨经》为线索

除了若干新资料的及时刊布之外,绝大部分为对此前墓葬资料的整理发布。一些纪年墓葬的发现,为当地的墓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标尺。出土墓志则进一步补充了文献及志主家族世系。

敦煌莫高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画再研究

2010年,在辽宁省葫芦岛市金星发现的两座“甲”字形砖室墓,可能为汉末至魏晋时期的遗存。

甘肃境内的元代墓葬

2014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在偃师大冢头发掘一座西晋中晚期墓葬,该墓为带斜坡墓道的前后双室方形砖墓,属西晋帝陵陪葬区。随葬品多出于前室,南侧多为陶模型明器,北侧以陶俑为主,其中骑吏俑为本地首次发现。

新疆切木尔切克墓地出土双联器初步研究

2016年,在洛阳市龙门石窟北发掘一座西晋时期的单室土洞墓,随葬品组合以陶俑为主,出土有弩机、砚板等。

延安宋金石窟工匠及其开窟造像活动考察——以题记所见工匠题名为核心

201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酒泉市侯家沟墓地施工范围内共清理9座十六国前凉时期墓葬。墓葬形制分为砖室墓、砖石混合墓、土洞墓三类。墓道均朝东,个别组发现巨大茔圈,体现其家族墓特征(《考古与文物》2期)。

青海海西新发现彩绘木棺板画初步观察与研究

2012年,在洛阳涧西衡山路发现一座带斜坡墓道砖室墓,出土随葬品若干,年代大致在北魏孝昌年间至北魏末。

从长安到原州——丝路东段北线初唐、盛唐佛教遗迹考察札记

201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抢救性发掘了一座长斜坡土洞墓,出土陶壶、陶罐、陶灯、木棺、鎏金铜铺首、鎏金铜泡钉等遗物,墓主为一名年轻男性,其所在墓群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纬度最北的北魏墓群。

何正璜、王子云1941—1943年莫高窟考察成果校勘与评述——莫高窟考察历史文献解读

1995年发掘的山东寿光东魏贾思同墓为圆角方形的砖室壁画墓,出土随葬品80余件。

丽象开图三光不掩——从西安地区出土文物看魏晋南北朝的长安乐象

2015年,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发掘一座魏晋时期墓,未见有纪年遗物(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博》4辑)。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新发现汉文写本《大藏经》残卷探析

2012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发掘了水泥厂墓群、军营河墓群、龙头山墓群等墓葬,其中东晋时期墓葬约有8座,出土遗物以褐色点彩装饰的青瓷器为主。

莫高窟第217窟壁画中的唐长安因素

2011年3~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杭星桥马家山发现32座墓葬,分属竖穴土坑墓、砖椁墓和券顶砖室墓三类,年代自西汉至宋代。其中M1为四隅券进式纪年墓,墓砖侧面模印“咸康六”三字,为研究东晋墓葬形制特点提供了准确材料(《东方博物》58辑)。

敦煌建筑画卷中的大唐长安影像——以慈恩寺大雁塔为例

2016年5月,嵊州市发掘东晋义熙二年铭文砖的砖室墓(《东方博物》61辑)。

向达先生给“罗、顾二先生”信札释实

2013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步桥乌龟山抢救发掘了11座东晋南朝墓葬,刊布了其中8座详细情况,其中M3出土有纪年砖(《东方博物》60辑)。

阿克·贝希姆遗址考古学的研究历史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16湖湘文化考古之旅》(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载了几处考古发掘情况:陈斌《蓝山五里坪古墓群、古窑址2016年考古发掘》记载有少量两晋至宋元时期的墓葬发现;郑广《长沙枫树山古墓群2016年考古发掘》发现有魏晋至五代时期墓葬30座;谭远辉《汉寿聂家桥乡茶铺村大岭上东晋及隋代砖室墓考古发掘》刊载了两座东晋早期墓和一座隋代墓,其中M1出土纪年墓砖;罗胜强、唐涛《郴州走马岭壁画墓考古发掘》发现了三座两晋至南朝时期的墓葬。

英文摘要

荆州博物馆等在荆州市石首南岳山墓地发掘的3座六朝墓葬,为本地区六朝时期家族墓地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载荆楚博物馆编《荆楚文物》,科学出版社]。

英文目录

2010年,在余杭七里亭抢救发掘了7座六朝墓葬,其中4座发现纪年砖(《东方博物》58辑)。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征稿启事

2010年6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富阳市抢救发掘了21座六朝墓葬,其中出土“泰和元年”的纪年墓砖(《杭州文博》16辑)。

《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稿件格式规范

2005年,在南安市官桥镇内厝村发现一座南朝砖室墓,出土碗、罐、壶、托盏、博山炉、灯台、五盅盘、砚台等青瓷文物数十件,对于研究闽南地区六朝历史有较大价值。

责编:荼荼

2010年,武汉大学考古系在辽瓦店子遗址发掘两座南朝墓葬,其中M4出土“永光元年太岁乙巳”纪年砖,二者或为同一家族墓。

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汇集了南京地区五篇东晋至唐代的发掘简报,并收录有马涛《南京地区莲花纹砖文化因素初探——兼论韩国武宁王陵莲花纹砖渊源》、岳涌《南京地区发现的南朝佛寺遗迹、遗物》、骆鹏《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3篇论文。

镇江博物馆介绍了金家湾墓地7座保存较好的六朝至唐代墓葬。

2011年11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曲江缪家寨村发掘清理了唐故监察御史杨筹墓,梳理了杨筹的家族世系、入仕经过及途径。

西安南郊杨贵夫妇墓为带长斜坡墓道、带天井和壁龛的单室土洞墓,出土三彩俑、陶器、铁剪、琉璃、墓志等随葬品。

唐总章二年司宰寺丞刘智与夫人尹氏合葬墓,出土有组玉佩、金铜装班剑等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3期)。据此,李明梳理了隋唐玉佩的考古发现状况,并结合文献资料,确定其来源于三国、两晋组玉佩,适用隋唐时代的贵族和高级官员,是当时“剑珮绶”朝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与文物》3期)。

巩义市东区天玺尚城唐墓M234出土的茶具系列,为国内首次出土时代明确的组合茶器。这是墓中表示备茶的随葬品,据此可知该墓应随葬有备酒的器具。

2009年发现的唐段斯立墓为长斜坡阶梯式墓道土洞墓,随葬品损毁严重,墓志内容与史料可互证段斯立世系及人物履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金泘沱小学汉、唐墓发掘简报》介绍了2012年发掘的汉唐时期长斜坡土洞墓,此次唐墓所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应为佩饰。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上塔坡村发掘两座唐代刀形单室土洞墓,其中M55墓主为唐英武军大将军杜江,M39为其夫人翟氏,二人皆终于长安义宁里私第,同茔异穴而葬,出土器物较少。

2008年,洛阳伊川昌营发掘一座唐代石椁墓,该墓为刀字形土洞墓,发掘者认为墓主应属唐代高官、高官家属或皇戚,官品至少为五品。该石椁葬具为东都洛阳的首次发现。

2012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南郊上塔坡村发掘一座唐代早期土洞墓,保存完整,出土陶俑、铁刀、口琀、铜钱等,是研究关中地区唐代中小型墓葬的新材料。

20世纪80年代初期,福建武夷山城村发现两座唐墓资料,出土了10多件青瓷碗、盅、罐、博山炉、盘口壶等器物,为研究福建特别是闽北地区唐代社会经济生活和埋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01年,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果树场发掘一座船形唐墓,出土有塔式罐、陶罐、瓷碗及铜钱等。

2016年的《洛阳考古》先后刊布了10座洛阳、郑州及沁阳等地区的唐墓。其中较为重要的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08年在洛阳新区香山路清理的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出土有带字铭铜鱼符,发掘者认为年代大概在唐高宗时期。根据鱼符的铭文,可知该墓主为唐司驭少卿崔万石。该鱼符为目前所见最早的唐代鱼符,为研究唐代鱼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5年,在洛阳发掘唐神龙二年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该墓为单室砖墓,壁画保存基本完好,是目前洛阳地区发现唐代最早、有准确纪年、墓主身份明确的壁画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196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门峡市印染厂发掘了130号唐墓,年代在650~670年,随葬品自南向北放置于墓室中心线上。随葬品的摆放值得进一步关注。

201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巩义王沟新村发掘一座初唐时期的刀把形土洞墓,出土以粉彩器为代表的随葬品。

2010年,郑州华南城唐范阳卢氏夫人墓的发掘,所出墓志进一步补正了历史文献及出土墓志中裴度家族之谱系。

1995年抢救发掘的巩义站街镇王沟村唐墓,出土遗物丰富,有“戊辰二月”纪年墓志砖(《东方博物》61辑)。

2006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发掘5座墓葬,出土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服饰和文书等遗物,墓葬年代属于东晋至唐西州时期(《考古与文物》5期)。

2010年,新疆昌吉州阜康市西沟墓地、遗址的发掘,出土物反映出文化因素的多样化,弥补了天山北麓地区唐以后考古材料的空白(《考古与文物》5期)。

2004年发掘的黑龙江五常市香水河墓地是拉林河流域首次发现的渤海时期墓葬,盛行火葬、合葬,可归入靺鞨文化遗存H组遗存。

1993年,西藏朗县列山墓地发掘4座封土石室墓,出土遗物较少,墓地周边还有碑亭、房址等遗迹,总体年代为7~8世纪的吐蕃时期。

2013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发掘包括4座晚唐至五代时期在内的唐宋墓葬,出土了陶俑、瓷器、钱币等随葬品(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邛崃市临邛镇蒋庵子唐宋墓葬发掘简报》,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

2014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大同西北郊发掘一座五代时期墓葬,该墓为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穹隆顶砖室墓,随葬品包括陶罐、铜镜、铜钱、铜带具、银下颌托、骨钗等。

2011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州富力唐宁花园发掘一大宝三年墓,为一座带壁龛的长方形砖室墓,其中出土的买地券是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方五代南汉时期买地券。易西兵认为券文兼含道教和佛教色彩,与另外两方同时期的买地券仅细节上略有差异,已形成固定格式。

2013年,在江苏扬州发掘的五代杨吴李娀墓,为一小型砖室墓,刘刚等对墓志铭内容进行考释,复原陶氏夫妇的生平及其家族世系。

2014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一处五代墓葬群中的M4,该墓保存完好,出土一批精美的漆木器,并出土有明确纪年的买地券(《东方博物》59辑)。

2001年,在浙江临安余村发掘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倪亚清、张惠敏推断墓主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

2001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第十四中学发掘一座砖雕墓,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其年代定为五代至北宋早期。

整理出版的考古报告有: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编著《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汇集了2009年至2013年合浦发掘的157座墓葬的详细资料,其中三国时期墓葬80座、晋墓12座,为复原合浦的汉晋社会及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证。

王卫东《临泽沙河汉晋墓葬》介绍了十座约为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的墓葬,分别对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进行了单独叙述。该报道方式值得提倡。

李铭主编《济南考古图记》刊布了济南汇苑家园隋代皇族墓、章丘女郎山墓地、山大路华强广场古墓葬、北齐宜阳国王太妃傅华墓等魏晋至隋唐时期墓葬的简要情况和器物图片。

2003年临沂市发现两座大型砖室墓,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临沂洗砚池晋墓》以墓葬为单位详细刊布了这两座墓葬的墓制情况及出土器物,并初步讨论了墓葬年代、葬俗、墓主等问题及其所反映的当地手工业情况。

襄阳市博物馆等编《三国遗韵——襄阳樊城大型三国墓出土文物》将2008年发掘的该地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的出土文物重新刊布,并附发掘简报等相关专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乾陵博物馆《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对懿德太子墓的陵园布局、地宫形制、壁画、出土遗物进行分章系统叙述,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详细的出土情况,并在结语部分对懿德太子墓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系统介绍了该墓发掘经过、地层情况、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并就器物情况进行简要的讨论,该墓出土的三彩器为同时期墓葬中的佼佼者。

靳维柏等著《唐陈元通夫妇墓》是厦门发现中唐时期的陈元通夫妇墓的发掘报告,其随葬的长沙窑褐绿彩双系罐、邢窑白瓷碗与厦门窑青釉瓷器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会,出土的墓志是迄今厦门所见最早的铭刻。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岳阳唐宋墓》介绍了桃花山M4、M12两座唐代墓葬的墓葬形制及出土遗物情况。

河南省文物局编《流过往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文物保护成果展》辑录了南水北调工程中在南阳至安阳一线发现的该时期墓葬及部分出土文物。

2016年,发表了若干对考古专题研究的评述和区域性研究。如郭晓涛《2015年魏晋南北朝墓葬考古发现与研究述评》(载《西部考古》12辑)分晋制研究、帝王陵墓、一般墓葬、出土文献等部分,对2015年发现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发现和研究情况进行辑录和评述。

圆形墓是北朝以降墓葬形制的一个特殊现象,对其出现原因的探讨聚讼不已。沈睿文《北朝隋唐圆形墓研究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理论与史学》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相关研究做了系统梳理和评述。

刘卫鹏《浙江六朝墓概述》(《西部考古》12辑)对浙江发现的六朝墓葬进行了梳理、分类和总结,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袁伟《湖南六朝墓葬分期研究》(载郭伟民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收集了湖南发掘的238座六朝墓葬和器物资料,将区分出的十型墓葬和17类器物分为九期,并对其特点进行总结。

马启亮《岭南六朝墓葬的区域研究》一文对迄今发现的该地区六朝墓葬分期分区,并细分出大区域下的具有地方特点的小区域,指出影响墓葬区域差异的三大因素。

毕广德、魏坚对契丹早期墓葬进行归纳研究,将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与辽宁中西部的契丹墓葬遗存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并总结契丹树葬和土葬习俗的兴起、发展和衰亡。

相关的学术研究,主要有:

苏晓威将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进行分型定式,并从空间分布和早晚演变上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

袁胜文认为各时期的扁壶间少有联系,汉晋瓷扁壶是中国传统铜、漆扁壶的延续,北朝隋代扁壶源于西方同形金属器,并在唐代华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通过《魏书》与大兴安岭嘎仙洞所载祝文的比较分析,刘克桥认为,汉文化的天地信仰在太武帝时期已经占据北魏朝廷的主流地位,甚至南郊祭天与西郊祭天已经开始出现逐渐汇流的历史趋势。

曹臣明认为平城地区鲜卑、北魏墓葬具有五点分布规律,其分布受到城市建设以及两种文化礼制混融的影响,在迁都平城前、中、后三个时期呈现了不同的特征。

刘连香认为北魏冯熙冯诞父子墓地的选择,对以孝文帝为首的洛阳北魏帝陵区的规划具有巨大推动作用。

沈丽华认为邺城附近的东魏北齐墓葬可明确区分为三个区域,与邺城的距离显示了墓葬等级的高低,由南向北分布的家族墓葬内则以南为尊。这种分布特点显示了来自秦汉的传统,以及对隋唐制度的影响。

通过比对其他年代相近的墓葬中所见帷帐形象,魏曙光断定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所出铜帷帐架构件应是外置帷幔、内设幄帐的复合结构(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何月馨梳理了隋唐墓葬出土的帐构,据其在墓内的设置情况分为两套不同的系统。

杨效俊认为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分为三个阶段:北魏太和改制后形成了墓葬中的汉魏传统;隋代汉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汉魏传统的中继;武周时期至盛唐墓葬中的汉魏传统成为一种文化资源而被灵活运用(《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3辑)。不过,以“复古”来概括该政治文化现象是否准确,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沈睿文认为天水石马坪石棺床的屏风画与同时期的墓葬壁画存在对应的转换关系,该墓葬的年代应为隋大业年间(载荣新江、罗丰主编《粟特人在中国: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献的新印证》,科学出版社)。沈氏还系统讨论了中古中国粟特裔的丧葬形式的多元性与内在统一性及其与王朝丧葬制度之间的关系,指出以墓制探讨墓主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载吕章申主编《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倪润安认为李寿墓壁画所见的规制反映了唐贞观年间对于礼仪制度的一个探索过程,是唐太宗在斟酌使用汉魏制度,走出北周礼制的一个探索,而李寿墓规制的孤例也反映了贞观礼最终回到了隋代的老路上。

胡元超提出昭陵壁画陪葬墓中凡夫妇合葬的,墓道东壁乘舆壁画反映官员乘舆制度,西壁乘舆壁画反映命妇乘舆制度。

赵超探讨了汉唐时期所见的石刻线画的整体情况,认为此时的石刻艺术应是绘画技法的突出代表,展现出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高明先生九秩华诞庆寿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鲁礼鹏认为结合出土墓葬和文献资料,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M336的年代应在武周时期至开元前后(《西部考古》12辑)。

郭明认为,朝阳地区的陶俑根据质地可分为早晚两期,该地区随葬俑群的大量出现表明当地居民对此种葬俗的认可,并从而产生了相应的买卖市场(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十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赵超、魏秋萍总结了隋唐中小型墓葬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揭示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与隋唐丧葬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

李雨生认为,从唐墓发现概况、社会风气与丧葬变革、丧葬活动的运作与监管三个方面来看,唐墓营建过程、明器供应等考古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可能(《西部考古》12辑)。

秦颖探讨了设有十二个壁龛的五代十国墓中生肖俑与壁龛的关系,结合隋唐及两宋时期的考古发现,认为新出现的生肖形象应是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丧葬礼俗的过渡性质[载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博论丛》,文物出版社]。

[日]松浦史子《“山产玉璧”再考——海宁三国画像石墓中的山车图像研究》[载阮荣春《中国美术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认为,1973年发现于海宁的三国画像石墓中,其所见与山车类似的山形祥瑞图应即见于《礼记·礼运》的“山出车”祥瑞,该祥瑞形象在东汉以降,逐渐成为显示强大皇权的重要祥瑞。

林圣智提出“图像观”的议题,梳理魏晋薄葬向“平城型厚葬”转变的过程,尝试兼顾鲜卑故俗、汉晋文化、佛教信仰等多重因素来探究魏晋时期人们观看、运用墓葬图像的方式(《“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41期)。

赵曦认为,竹林七贤画像砖极具平面装饰的构图特点与魏晋清谈之间关系密切,竹林七贤画像砖此种构图形式为隋唐时期绘画的兴盛及形式的丰富同样奠定了基础。

刘卫鹏《浙江余杭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飞仙和仙人》认为,2011~2012年的发掘112座东晋南朝墓中所见飞仙可分为独幅和拼幅两类,佛教中的飞天就是采用我国流行的飞仙形象,装饰在造像或窟龛上端的天宫,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师若予认为,南北朝大型墓葬中所见的戴尖角帽的胡人画像砖或俑与古时方相氏用于大丧时开路驱邪镇墓有关,成为墓葬卤簿体系的构成要素。此类墓葬卤簿体系形成于以襄阳为中心的汉水中上游地区南朝系墓葬中,对东魏、北齐大型砖砌单室壁画墓中的卤簿体系产生影响,可能与其在南朝特别是萧梁时期成为一大政治文化中心有关(《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梅田对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中的四幅乐舞图像进行重新考释,认为其中两幅表现了西曲歌和文康舞,另外两幅也深具地域文化内涵(《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

王雁卿、高峰认为,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彩绘漆棺的图案较同时期彩绘木棺、墓葬壁画的题材略显不同,丰富的外来风格足证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北魏漆棺上各式以联珠纹为组织结构的纹样,都可以在同期的丝织物上找到与它们相同的或类似的纹样及关系,有可能起荒帷之作用,或者仿荒帷图案(《西部考古》11辑)。

近年来,关于墓志的集中刊布越来越受重视。如:

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刊布了近年来追缴的124方墓志、志盖及镇墓石,年代范围横跨北朝至五代时期。

以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为基础,叶炜、刘秀峰等主编《墨香阁藏北朝墓志》辑录了百余方墓志、墓铭砖和墓碑的拓片,并附有相应的录文及描述。

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编《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分四册对馆藏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对部分馆藏撰文讨论。

赵超、吴强华等主编《永远的北朝——深圳博物馆北朝石刻艺术展》为深圳博物馆“‘永远的北朝’石刻艺术展”展览图册,共收录石刻艺术品80件和金铜佛像20件,以北朝时期为主,也包括一些隋唐时期的佛教遗物,并收录了赵超、李裕群、郑岩和黑田彰等人讨论展陈石棺床及佛教造像的专文。

南京市博物馆总馆等编《南朝真迹——南京新出土南朝砖印壁画墓与砖文精选》(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系统刊布了雨花台石子岗、铁心桥小村、狮子冲陵园及大墓的发掘情况,并附有上述几座墓葬砖文的拓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收录了113种隋唐墓志,均为该院2001~2006年在西安高阳原发掘所得。

利用碑铭墓志、文书勘正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补充史实的有:

王莉娜《从考古发现看西晋的门阀制度》结合考古所见墓志,从君臣间的陪葬制、家族附葬制、士族内婚制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西晋社会门阀制度的发展。

殷宪《北魏建安王妻乐乡君墓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认定该墓砖主人为北魏陆馛之妻,确定了乐乡君墓地处石家寨村以东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墓葬群。

戴春阳认为敦煌佛爷庙湾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

郑雅如《唐代士族女儿与家族光荣——从天宝四年〈陈照墓志〉谈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十七本第一分)重新爬梳传统文献与墓志资料,揭示陈照背后连接的仍是“女儿嫁得贵婿、援引夫家资源援助本家”的模式,通过此墓志正可观察唐代士族女儿借助联姻与文化教养光显本家的现象。

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利用出土墓志资料,较系统地梳理了河东柳氏的世系,着重探讨了隋唐时期柳氏的仕宦、婚姻、归葬等问题。

廖基添《论魏齐之际“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演变——从东魏张琼父子墓志说起》重新反思了侯景叛魏事情,认为张琼父子的生平一方面代表了这一时期政局演变的一角,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侯景叛魏有深刻的政治原因。这一事件既是“河南—河北”政治格局的产物,又是促成这一格局的转变。

张晓舟认为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志文与早年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基本相同,墓志发生雷同的主要原因是渤海国晚年的政治动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山西晋城与河南济源两市交界处的太行山间曾发现一处曹魏正始年间的摩崖题记。郭洪义等对此做进一步的补充考释。周鼎认为其中所见诸职体现出的时代特征,有助于从微观层面观察汉魏之际地方行政模式变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张荣强、张慧芬介绍一件唐代交河县的貌阅文书,探讨了貌阅制度的源起,以及在唐代的施行情况。

2016年,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有: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部分修订,并增加了部分照片和材料。

陈长虹《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讨论了早期列女图像的产生、题材范围、图像范式、功能、各地列女图像的地域性与共性等问题,归纳出中国古代女性题材绘画的几个重要母题,并探讨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演变。

商略等著《有虞故物——会稽余姚虞氏汉唐出土文献汇释》收录了当地出土的该时期砖瓦、墓志、文献等,并依次对其作有考释。

陈长安主编《洛阳古代石刻艺术·陵墓卷》刊布了东汉至宋元明时期洛阳地区陵墓地上、地下石刻的图片、拓片或线图,并配以简要的说明。

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博物馆陶俑珍品集》对郑仁泰墓、张士贵墓、韦珪墓、安元寿墓、李承乾墓、李贞墓、昭陵2、30、31、32号墓、杨温墓、长乐公主墓、段蕑璧墓、尉迟敬德墓、新城公主墓、李震墓、临川公主墓等多座墓葬出土的彩绘陶俑进行展示。这是昭陵陪葬墓彩绘陶俑资料第一次较为全面的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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