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农活叫“坐更”》

原标题:《有一种农活叫“坐更”》

戴建东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丰三队有一户姓彭的人家。老二结了婚之后,才去部队当兵。彭老二那年才二十出头,人长得帅,又身强体壮的。去考兵的时候,部队领导一眼就看中了他。老二虽然父母早逝,但他还是娶了邻村,比自己大三岁的苏家姑娘为妻。临走的时候,家里除了媳妇之外,还有一个半岁的女儿。

有一种农活叫“坐更”


  苏二嫂二十三四岁,人长得标致,算得上是村里的一枝花。丈夫出去当兵之后,生产队里的臭男人们,都对她垂涎欲滴。

杨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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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的农村,每年到了年底农闲的时候,公社都要组织社员们,去挑土修长江大堤。官方把这种农活叫水利任务,民间称上堤。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生产资料,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因此,集体土地的规划种植,牲畜饲养,副业发展,生产农具的配置使用,劳动力的组织分工,都得按上级制定的计划,由队委会组织实施,或者说基本上就是生产队长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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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上堤,要去几十里远的地方,大家一去就是两个月。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的男劳力全部要上,家中有老人照看的女社员和还没有出嫁的女劳力,也要去。

单说这劳动力的工种分配,除了三麦,水稻,玉米,棉花这些主要作物的种植,还有豇小绿豆,山芋、萝卜、芝麻等十多种五谷杂粮,一年四季,从种到收。粉坊、油坊、豆腐坊运作,大小牲畜饲养,农田水利建设。这些农活有轻有重,有简有繁,林林总总!然而,有一种农活,觉得特别的轻松而惬意,那就是“坐更”。

  家里面有小孩没老人照看的和正在喂奶的女社员,可以不去。但在家里,也要干一些其他的农活。苏二嫂家里有小孩却没有老人照看,她不用上堤。

更,时间单位,一夜分为五更。坐更,即打更或夜间值守。每逢作物收获季节,一些饥不择食的小民便蠢蠢欲动,揩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油,将生产队里的成熟作物偷回来据为己有。因此,这就便衍生出两个工种——“看青”和“坐更”。

2017年9月4日金华日报九版刊发了本文

  虽然男劳力都要去,可每个生产队里,也要留一两名干部值班。生产队长上堤,政治队长就留守;政治队长去呢,生产队长就留守。还有一个不去的男人,那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他是负责后勤的。堤上没有了柴米油盐菜,他就在家里组织,等运输队回来了,就把它们拉去。

每到作物成熟,特别是玉米、大豆、高粱、山芋、花生之类,以及场头收晒的粮食和柴禾等,队里总会安排固定人员,在白天里巡回检查,一防小人偷盗,再防牲畜糟蹋,这份工作就叫做“看青”。而到了夜晚,则要组织人手到庄稼地里或打谷场头值守,这便叫做“坐更”。

  那年,三队先是生产队长在家留守。他对苏二嫂早就有想法,一直苦于没有下手的机会。这下好了,全生产队就他一个硬劳力,加上又是干部,他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了。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还是晚上悄悄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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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五十岁的人,现在已经很少知道,挣工分的事了。

  有一天夜里,他提着一条咸鱼,跑到苏二嫂的屋后,去敲她的窗户。大半夜的,苏二嫂也不知道是谁,心里害怕不过,就没有理他。

根据作物品种、地块以及看护对象的不同,坐更,可以是两人一组,也可以是多人多组,遥相呼应。人员多以男劳力中的青壮年为主。

挣工分,指的是大集体时代,农民靠在生产队里劳动,获取的每日工值。一般上,一个正劳力,每天的工分是十分。也就是说,能挣到“十分底分”,必定是犁耙耕耖、施肥打药、收割插种、四季农事,样样都拎得起,表明就是合格的农民了。

  第二天出工的时候,生产队长问苏二嫂:“我昨天晚上,去给你送咸鱼,敲你的窗户,你怎么没答应啊?”

在我的中学时代,经常利用节假日的晚上到生产队争取要份“坐更”的活,借以挣得工分(记录你参加集体劳动的分值,年终以此分配口粮),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

在一个生产队里,除了生产队长、扶犁把子、植保员,可以拿到“十分头”外,每工能拿“十分头”的正劳力,少之又少,大部分农人的一天工分值,都在八九分之间,而妇女因体力因素,最高的工分值都在五六分。

  “没听见!”苏二嫂回。

春玉米的成熟期在立秋前后,谚云:“秋前十天没得收,秋后十天收不了”。常年从七月底八月初开始,队里陆续安排坐更。夏夜里坐更,一条被单,一把蒲扇,一张芦席,一张绳网凉床。只身躺在玉米地旁的小路上,似有一种“天作被,地当床,土丘枕头月点灯”的浪漫。更有“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百丈篝火红”的畅快。仰望浩瀚星空,感受斗转星移。结伴坐更的俩人,喁喁细语,海阔天空;蒲扇拍打着身子,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驱赶着草丛中涌来的蚊子;间或听到异动,便大喝一声“谁?干什么的?”以示坐更人的存在。如此这般,直至睡意渐浓,恍惚之间一觉醒来,早已是东方拂晓!被单上、床框上早已落下厚重的晨露,裸露的肢体上留下了蚊子咬过的点点殷红……。

工分,除了作为分配粮食、柴草的依据外,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工分总数到生产队领取分红。一般上,一个工分也就值人民币五六分钱。按这个工值计算,农村里一个正劳力的每天价值,也就五毛钱,农民劳动价值之低可想而知。

  “那今天晚上,我再给你送去,你要竖起耳朵听哟!”生产队长交代她。

刻骨铭心的坐更,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冬天。

当时,农田承包责任制还没有推开,我们村分成十二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人家,五十来口人,其中每天能下地劳动的劳动力,也不过三十来个人。这么一班人,搁平时的生产任务,倒也无所谓,但是到了农忙季节,抢收抢种,每个生产队,都会出现人手紧张的状况。

  苏二嫂没搭理。

那是西小河边六十三亩山芋收获,由于面积太大,十几万斤的山芋当日没能及时分发到户,偏偏赶上强冷空气来袭。当日的晚饭后,队长找我和另外一老头坐更看山芋。时年十八岁的我得知不仅有工分,还可分得1斤大米做夜餐,便满口应承。找出家里最最厚重的棉被,跟随来人到空旷的六十三亩山芋堆旁。拖来山芋的枯藤,堆起一人高的围挡,铺上没膝深的稻草,两个人,铺一条被盖一条被,你抱着我的腿,我搂着你的脚。刚开始时感觉倒还不错,口中念着儿时的童谣:“铺稻草,盖稻草,一觉睡到早饭好。铺的褥,被丝被,刺刺挠挠不好睡”。可随着寒夜渐深,凛冽的寒风一阵紧过一阵,透过枯藤的缝隙,发出阵阵“呜——呜——”的啸叫声!寒风透过厚重的棉被,赶走被窝里初时的暖意,可怜我整个儿的上下牙齿不自主的哆哆嗦嗦起来!俩人也不由自主地搂着抱着,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直至天亮——我很庆幸:居然还活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恰逢中学毕业,没考上大学,便回乡当了农民。

  当天夜里,生产队长又提着咸鱼去了,在屋后敲她的窗户,苏二嫂还是没理他。

最滑稽的坐更发生在四十三亩(地名)的高粱地里。

当农民,首先就得要到生产队挣工分。而我当时才17岁,因为从小体弱,发育迟缓,所以显得身材矮小,身高尚不足一米四十,乍一看上去,还像个小孩,完全属于青涩小毛头。

  白天再上工时,生产队长又问她:“昨天晚上我又去送咸鱼,你怎么还是不理哩?”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所有的娱乐用具,诸如扑克、麻将、牌九等,都被认定为赌具,一律查抄!许多年市面上根本没有销售。乡下人的闲暇时除了拉呱就是聊天。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爸爸是供销社主任,帮我搞到一副“虎牌”扑克,哇!这简直就像是一件稀世珍宝,让我在大小伙伴圈里风光无限!因为拥有全队唯一的扑克,每逢有坐更的差事,好事的总要带上我一份,以期借用我的扑克过把牌瘾。

实话说,17岁之前,我一直在学校读书,从没涉及过农活,这次要到生产队里,正儿八经当农民,挣工分,便要从每一项农活学起。由于是大集体时代,任何人都有劳动的权力,尽管我不谙农事,但生产队里的人,还是包容了我的稚嫩,让我先和妇女一起,学习拔草、撒灰之类的简单农事。

  “睡着了,没听见!”苏二嫂回。

一个月黑风高的仲秋夜晚,按照队里的安排,一群伙伴们带着一张芦席,钻进四十三亩的高粱地里,就着两盏马灯(桅灯),几个人派对打起了“五百分”(扑克游戏),我在一旁围观喝彩。有一个顺口溜调侃牌场上的围观者非常形象:“人家成牌你算账,人家吐痰你就让,人家吃饭你到外面逛”。不过,赌具是我提供的,自然我就成了特殊的观众,夜餐自然少不了我的份,没准有谁赢钱了,还得送我一份“头号”(彩头)。……也不知道他们不知玩了多久,一觉醒来,相安无事。大家收拾铺盖各奔东西,参加新的一天生产劳动。可是,没等到早饭时辰,“看青”的跑来向队长报告:昨夜高梁地被盗了!来到现场一看,偷盗的痕迹距离我们坐更打牌的地方只有不到十米!哈哈,所有的坐更人,都被队长骂得狗血淋头!

对于每一个初入生产队的人,都要由一个工分值评定过程,就是让劳动者先试行一段时间,看看他的劳动能力,然而由生产队里经验丰富的老农,一起评定此人每日工值几分,这就是生产队里俗称的“评底分”。

  “今天晚上,我又给你送去,你要是再装聋作哑的不开门,我明天就扣你的工分。”生产队长威胁说。

回想那些年坐更的经历,心中别有一番心情。偶尔碰见心怀不轨之人,对方或是装腔作势,故作镇静;或是环顾左右而言他;或是言不达意,无法自圆其说,其目的都是不言自明。

我从未做过农活,拎锄头铲地、背粪桶浇肥,一切农活,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遥远的,因为,在我童年的梦中,从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和我的父辈一样,成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和这些衣衫褴褛人,一起在土地上刨食。

  “扣工分?”苏二嫂一听,傻了。扣了工分,我跟孩子吃么子哦!于是,她默默地点了点头。

曾经有过一次,我们抓过一男两女三个外地人,来我们队里偷抹紫穗槐树叶儿,用以晒干卖钱。人赃俱获面前,你看那为首的男人唯唯诺诺,好话说尽,只求我们放他们一马。末了居然用随身带着的旱烟锅,贿赂我们一袋旱烟!

农活干得不好,加上也不太懂事,所以,大家对我的工分值评定是:一天“两分半”。按这个工分值,等于我要做四个整天,才能抵一个正劳力的工分值。而平心而论,当时的四个我,也的确抵不了一个正劳力的劳动量。如果计算工分价钱的话,我劳动一天,只能值一毛二分五钱。这个工值,别说养家,养活自己都困难。

  到了晚上,生产队长再去敲窗户的时候,苏二嫂便给他开了后门。于是,他们就发生了关系。生产队长也没有失言,真的给她提了一条大咸鱼。从此,生产队长每天晚上都去。苏二嫂想要什么东西,他就给她提什么东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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