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记1940年代中期燕大历史系的几位教授

邓之诚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是江苏江宁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他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后担任滇报社编辑,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教师,成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文史考古学者,著名的有黄现璠、王重民等人。邓之诚被誉为中国通史权威,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等作品,于1960年病逝北京。
生平经历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五石斋,祖籍江苏江宁,中国历史学家。1887年1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五)生。幼年入私塾,酷爱读书,随父赴云南任所,习六代史.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社编辑,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学史地教员.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宣传革命.1917年应北京大学之聘,任教授.赴北京后,被教育部国史编纂处任命为国史纂辑员.1921年起,专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又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史学教授.1930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史学教授,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封闭,与洪煨莲等同被日本军逮捕入狱,翌年获释.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1960年1月6日逝世,终年73岁.著有《骨董琐记全编》、《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等。
求学及任教
先毕业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后随父入滇,受家学影响颇深,尤嗜六朝书史。考入昆明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文科,专攻文史。毕业后,担任《滇报》编辑,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识。武昌起义后,仍兼报社工作,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预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
治学严谨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喜欢抄书
张萱《西园闻见录》传抄本一百零七卷等;并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嘉惠士林未刊手稿尚有《滇语》,二十万字,述其幼年遍历滇中所见所闻,尤详于滇边诸少数民族,是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可贵资料。
1996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编新版《世界人名录》收“邓之诚”条目称他为“中国通史权威”。
杰出的教育家
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等。
1960年1月6日病逝于北京。邓之诚著作
主要著作:《湛隐居士集跋》《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中国史大纲序》《宋代太学生序》《中国考试制度史序》《祺祥故事序》《西园闻见录序》《闭关吟》《张孟劬别传》《题归来草堂录》《东林党籍考序》《东京梦华录注》《北游录跋》《清诗纪事初编》《天桥志序》《皇清通志纲要序》《清代画史补录序》《汉唐文持序》等。邓之诚与胡适
邓之诚上课,帽子须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适,则会狠狠地掷在讲桌旁边的地上。新老两派争执不休,许多人这才有幸在课堂上听邓之诚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此翁口音极重,表情又认真,令人莞尔。这样的评价,他年年都要讲几回。胡适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新旧两派可以激烈辩论而并存,正体现出大学之自由开放精神。
1949年后,北京市委统战部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有人慷慨陈辞:“我们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有人自恃有些旧学功底,就对抗思想改造。我奉劝某些人,不要自视过高。其实,过去的所谓‘国学’都是封建糟粕,一文不值。”时人回忆,散会后,邓氏回寓所,一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他“目中茫然”。后来,他留在北大,没有学生,也不上课。当年人人以听其讲课为幸的邓先生,因为没有授课记录,工资下调三级。人物评价
一生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最初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成《中国通史讲义》上、中两卷,于30年代初,被选为《大学丛书》之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邓之诚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教育家,曾培养了一大批文史考古学者,门人弟子号称三千,当中成就斐然者有黄现璠、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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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尘偶记》不分卷文廷式撰清佚名抄本邓之诚批校1函1册钤印:文如居士金石长寿印
图/收藏杂志

《闻尘偶记》为清人笔记之一种,作者文廷式字道希,号芸阁、云阁,晚号纯常子及罗霄山人等,江西萍乡人。曾任珍妃、瑾妃之师。光绪十六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27岁之前,道希先生随父居广东,鸦片战争之后,得风气之先,其人于时局极为关心,然仕途却十分乖蹇。甲午战争期间,其力主抗击,上疏请慈禧取消生日庆典。戊戌变法之后遭革职,因反对慈禧专权,几遭密令缉拿,就地正法。其着则有《中兴政要》《知过轩随录》《补晋书艺文志》《文道希遗诗》《纯常子枝语》及《闻尘偶记》等50余种。
道希先生性喜藏书,藏书处为思简楼、云起轩及知过轩,曾辑有《知过轩目录》。近代词人叶恭绰曾为其弟子,云:“恭绰丱角从师游,师所以抚爱奖进者,甚至常寓书南昌家中,任绰纵览所藏典籍,绰得粗通书史者,实由于此。”文氏殁后,藏书传至其子永誉,永誉1932年卒后,思简楼文氏藏书于1941年散出,尽为泸上孙伯渊集宝斋所得。然《文献家通考》述至思简楼旧藏时,却又有一段说法,云伦明曾有咏文氏藏书诗曰:
非关贬谪到长沙, 学士遗书散外家。 秘册短篇惊未见, 翰林钞出墨横斜。
注曰:“文廷式有外妇系王先谦侄女,梁鼎芬夫人,此女与梁未婚时即与文有私。文氏身殁,梁夫人尽得其所有。”1933年伦明游南京遇徐恕,徐恕称收得文氏遗着手稿50余册,多由梁夫人所售。及后文廷式弟子徐乃昌、叶恭绰尝商诸徐恕,请其转让,徐不允。
道希先生撰《闻尘偶记》,始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其时身处京师,次月即因维新变法及强学会等事被慈禧驱逐出都,罪诏曰:“文廷式与内监往来,虽无实据,事出有因。且该员于每次召见时,语多狂妄。其平日不知谨慎,已可概见。文廷式着即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吾所收之《闻尘偶记》为民国抄本,卷末最后两行注云:“以上三条见于《纯常子枝语》第二十三册,稿中原注云,记事各条可入《闻尘偶记》。甲子五月龢记。”盖此甲子年当为1924年,“龢”则未知何许人也。卷前钤有邓之诚先生九宫格藏印,印文曰“文如居士金石长寿印”,内则眉批处处,文如居士墨迹无疑也。是书内容多载清末政局以及京师官场掌故,极适于“以助谈资”,被后人引用最多者当为描述慈禧风流韵事一段,云光绪八年,有琉璃厂白姓古董商丰姿倜傥,经李莲英介绍入宫得慈禧宠幸月余,未久,慈禧有孕,慈安获知大怒,欲废慈禧后名,结果慈安当晚猝死。
然该掌故并未见于此抄本。叶景葵云:尝见《思简楼拟刊秘本书目》,有道希先生《芳荪室谈录》7卷、《闻尘偶记后编》1卷《续》2卷,则此段宫闱掌故或见于是书之后编或者续编。此抄本中有几则京师旧事,读来颇为有趣。如第28条云:京师达官贵人爱穿薄底靴,名曰“跑得快”,至甲午之乱,满城逃之一空,果然如谶。又如第124条:有宗室绵字辈某将军,喜玩鼻烟壶,育三子,其名分别为奕鼻、奕烟、奕壶;另有侍郎宝廷,有子二,长曰富寿,次曰寿富,其小名亦绝,长曰一二,次曰二一。
书中有数条提及宫中用度,前后对应而看,颇耐寻味。其中有曰慈安节俭者,宫中内监不过六七十人,每年用银不过数万两,所居宫室甚至雨漏不加修葺。有曰光绪节俭者,冬日于马褂上叠穿马褂以御寒,原因为其仅有的一件狐裘开裂,拿去修补而未归。有曰道光皇帝俭朴,套裤膝盖处破损而不忍弃,遂请内务府命人修补而免做新装。内务府确是尊旨补好破洞,报上来的开销却是“补价凡用宁绸数十匹,共价四百金”。其中亦有论及书者,第52条曰:“孝哲毅皇后性好书,尝节省宫中用费以万六千金购《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余时应试在京,此书乃宝名斋所售,故知之前年奉慈禧太后懿旨石印图书集成,其端盖基于此。”
读至此,始知《古今图书集成》尚有这段渊源。该书最早版本为雍正四年武英殿铜活字本,其印量有说为66部,有说为64部,亦有说为60部。次为光绪十六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内府石印本,以及民国23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文廷式所云之本当为光绪二十二年内府石印本。然而令吾不解者,孝哲毅皇后即同治皇后,素不为慈禧所喜,光绪继位不久孝哲毅皇后即去世,有说死于自杀,亦有说死于慈禧所逼。待到文廷式应试,毅皇后早已去世多年,以时间及人情推论,不解慈禧下旨再印此书与毅皇后有何关系。道希先生曾于《闻尘偶记》序言中云:“是年二月被劾出都,其有所录半出追忆,略示微意,不求详也。”有关毅皇后购书之条,或即出于追忆而不求详也。
此书旧主人邓之诚字文如,明清史专家,着有《骨董琐记》《中华二千年史》《清诗纪事初编》及《明清史》等,其中《骨董琐记》一书体例亦似《闻尘偶记》。叶恭绰曾云其“富藏书,又好搜罗古器物之殊异者”。因研究清初历史所需,文如居士藏书多清人集部,曾以几年时间收得各种清初人集部着述700余种,可谓富矣。彼时其所居为燕京大学东门外蒋家胡同路北二号,通学斋书店店员雷梦水先生常携书至燕京大学求售,与文如居士渐而相识,久而相知,遂常主动替他搜求清人集部,并向其请教。熟悉版本目录之学的文如居士亦乐得为雷梦水讲解某书缘何可贵,版本缘何难得。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古籍版本专家的雷梦水先生着《书林琐记》,回忆邓之诚先生云:“先生的日记本长盈尺,用蝇头小楷写成,笔法遒劲。他在日记里提到我时亲切地叫我‘书友’,对其他书店同辈则叫‘书贾’。”今日时过境迁,书友遍地,如雷梦水先生一般的书贾却不多见。

1945—1947年我在燕京大学读历史系(1945—1946年在成都、1946—1947
年在北平),听过邓之诚、齐思和、翁独健、贝德几位老师的课,现在把听课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几位老师的事迹追记如下,虽是一鳞半爪,对了解当年史学界的情况也许有点用处。
邓之诚:文史兼擅,讨厌胡适
先谈邓之诚先生。邓先生生于1887年,原籍江苏。我听过他两门课:《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他给我们上课时,刚刚六十岁,但已显得老态龙钟。冬天穿两件皮袍,戴风帽(这种帽子现已看不到,年轻人可看中国画上的人物),棉裤扎腿。进教室后,脱一件皮袍。邓先生讲课内容丰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编的《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二千年史》的写法是:正文以大字为纲,简明扼要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小字为目,每段正文之后附以若干则史料。这种编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观点,又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提供线索。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谈到通史的撰述时,认为写通史很难,“将近理想的”有几种,邓着是其中一种。邓先生所讲两门课的考试,都采作论文的方式。但他有两点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写;二不许看现在人的着作,要根据史料写。他说,如发现你们不遵守这两点,就给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程度,还能写浅近的文言文,总算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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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之诚,着有《中华二千年史》 图/澎湃新闻
邓先生博闻强记,文史兼擅。《中华二千年史》外,《骨董琐记全编》是一部文史工作者经常从中取材的名着。《全编》约四五百条,内容十分丰富。胡适考证《醒世姻缘》的作者即着《聊斋》的蒲松龄,便受《琐记》中一条材料的启发。邓先生在燕京文、法学院有“活字典”之称。因为这两院学生作毕业论文时,都常常向他请教。邓先生对清史尤有研究,门生王钟翰先生能传其衣钵。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同志从邓先生治明清史,亦颇有成就。
邓先生对燕大历史系有很大贡献,他与洪业先生和衷共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着名学者。我的老师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学生。我虽然直接听过邓先生的课,但我一直尊他为太老师。
邓先生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他很讨厌胡适。给我们上课时,隔一段时间就数落胡适几句。开头总是说:“你们知道城里有一个叫胡适的吗?”然后就说胡适怎样没学问。十几年前,我看周一良师的《毕竟是书生》一书,竟然发现在邓先生给周一良师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贬斥胡适,而且开头的一句也是“城里有个胡适”。邓先生对燕大掌权的洋人极为不满。一次在他家中对我们几个学生说:“齐思和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齐是他的学生,他认为应低于他才对。但燕大是美国人出钱办的大学,齐是哈佛大学博士,邓无学位,故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的薪水高于齐。
邓先生虽然学问博通,但他认为自己也有不足之处。一次,他在上课时说:“我不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不懂天文历法。”开始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中国古代史官不仅修史记事,而且掌管天文历法。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精天文律历。后世史家就未必都精于此道了。邓先生当然也懂天文历法,不过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修养还不够精,故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邓先生藏书很多,还存有民国时期的许多照片,十分珍贵。希望有关方面能予以充分利用。
齐思和:尊师重道,学贯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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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思和 图/澎湃新闻
第二位是齐思和先生,1907年生,河北人。齐先生燕大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我听过他两门课:《战国史》、《西洋现代史》。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是齐先生的专长。我从听齐先生的《战国史》,深深感到他学贯中西的素养。至今,我还记得他让我们看《金枝》,这是一本研究巫术与宗教的西方经典着作。还介绍了一些西文书,我已忘记了。我的课程作业是《崔述〈考信录〉读后》。受先生的启发,我也参考了一些西方着作,得了很高等级分8。
《西洋现代史》这门课程尤其独特,在当时全国各大学开这门课的,恐怕只有齐先生一人。这门课很受欢迎,听讲者还有许多法学院的学生,教室经常满座。先生为这门课还编了一本英文的资料选辑。限于当时的条件,内容不多,而且只限于欧美几个大国,但它是首创之作,值得纪念。齐先生讲课有风趣,几乎每堂必有一个笑话,引起学生大笑,但他自己从来不笑。齐先生对中国近代史也有研究,写过《魏源与晚清学风》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齐先生的着作主要是中国史方面的。解放后他在北大教《世界中古史》,着作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都是体大思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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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图/澎湃新闻
齐先生很尊师。据说,每年春节他给邓之诚 先生 拜年时,都行跪拜的中国古礼。
齐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糖尿病。上世纪 60
年代,我为翻译《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若干问题,向他请教,那时身体还好。后来,病就越来越重了。我院戚国淦同志一次告诉我,他去看望齐先生,他躺在床上,但床上还摆着西文书,说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废读,治学精神实在令后学敬佩。
翁独健:最佩服陈寅恪、伯希和
第三位是翁独健先生,1906年生,福建人。我听过他讲的《远东史》。翁先生口才很好,善于议论发挥,具体材料讲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专家,《元史》课我未听过。他对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陈垣先生晚一辈的元史三大家之一。他下笔极慎,平生只写过六、七篇学术论文,但质量很高。“文革”后,一次对我说:“得赶紧写东西了,要不然来不及了。”他夫人邝平章在旁边插话:“你老师太慎重了,看了又看,还是不肯动笔。”有一次,先生对我说:“搞学问,要小心又小心。我刚把点校的几卷《元史》
送出去,又发现有问题。”又一次,他对我谈起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说邓先生的书受到日本人入矢义高的严厉批评,可得小心。其实,《东京梦华录》这类书极难注,宋朝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等等,事隔一千多年,谁能完全清楚?后来日本学者自己注的《东京梦华录》也有许多错误和注不出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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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独健 图/澎湃新闻
翁先生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受实证史学影响很深,最怕着作中出“硬伤”,似乎一出“硬伤”,被人抓住,便“永远翻不了身”。我认为,当然要力求避免“硬伤”,但因为怕出“硬伤”而不敢下笔,就不对了。一个人一辈子所写的东西,要想一处“硬伤”都没有,我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陈寅恪先生,曾在课堂上说:“如果能请陈先生来燕大,即使不上课,也是我们的光荣。”对西方学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对我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翁先生晚年尽管说要抓紧时间写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写出来,就因心脏病突发,抢救不及而去世了。
翁先生待人宽厚,一生帮助过许多人。试举数例如下。他的老师邓之诚先生为人耿直,议论无所顾忌。解放后,翁先生很怕他因发言不慎惹出事来,便劝邓先生退休,邓先生同意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翁先生对我说,邓先生幸亏退休了,否则很难过这一关。还有他保护几位教授的事。
解放后,燕大在合并于北大前,发生过一个“骂人团”事件。有几位教授在私下议论,说些政治上的错话,后被人揭发。一些学生闻之大怒,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动武打人。翁先生在场,当时他是燕大代理校长,左派教授,在学生中有较大威信,经他极力劝阻,才把事态平息下来。还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这人走后,他对我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萧乾。萧是《大公报》名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萧也是燕大校友。后来我知道,萧被划“右派”后,翁先生毫不歧视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帮助过他,故萧对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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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乾 图/澎湃新闻
翁先生人际关系很好。我每次去他家,不是先已有人在,就是在我离开前,又有客来。他为人好,好客,又健谈,故经常高朋满座。在我的老师中,我去翁府次数较多。一则我常向他请教;二则先生坦率,师生可随便聊天。1958年,我翻译苏联学者兹拉特金的《蒙古近现代史纲》,其中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向他请教。他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中,找出《五体清文鉴》
,很快为我解决了问题。解放前,翁先生给燕大地下党很多帮助。地下党的一些会就在他家中秘密召开。他还帮助不少学生去了解放区。因此,解放后彭真市长亲自去他家,请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屡辞不获,终于出任。翁先生有自知之明,不宜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来坚决辞职,到中央民族学院专任教授,又在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发生后,幸亏他已辞去教育局长之职,否则很难不被扣上“走资派”或“与党争夺领导权”之类的帽子,遭到折磨。他逃过了这一劫,比较平安地度过了“文革”风暴,实是幸事。
翁先生任北京市教育局长时,有一件事很有趣,与我有关。我那时在北京市第25中学任教导主任。我校举行了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观摩教学,出席的有中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教授,还有苏联专家崔可夫。翁先生以教育局长的身份参加指导。听的那节课是讲爱琴文化的,教师是金启孮同志。最后,做评议,由崔可夫总结。崔不懂中文,由翻译在身边讲给他听,但其实只能译出讲课内容的一小部分,还不见得完全正确。用这种方法,一个外国人如何总结呢?
但当时,“一边倒”,苏联专家地位很高,为表示尊重,一定得由他总结。我也请翁先生发言,他虽身为教育局长,北京市中小学界的最高领导,但他不讲。这是他非常高明的地方,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第四位是贝德女士,英国人,她教《西洋通史》。她的学术水平一般,我随堂听课,没多大兴趣,凑学分而已。她的课有一个特点,即考试时必有一两道题是考年代的。她出一个人名,要学生答出5个有关拿破仑的年代,并写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与拿破仑有关的大事。因为我记忆力一般,最怕这种考试方法。每次考前,要试选若干人物,背许多年代,苦不堪言。
学术能否后继有人,至关重要
最后,借这篇文章的机会,我想谈一谈培养学术接班人的问题。我的三位老师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都是燕大历史系毕业。他们是师兄弟。齐先生1931年毕业,翁先生1933年毕业,周先生1935
年毕业。他们又都先后留学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是巧合吗?不是,是他们的老师洪煨莲先生精心培养的结果。
洪先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
后,即回国任教燕京大学,执掌历史系多年。洪又是燕京哈佛学社的中方负责人,有权推荐学生赴美留学。洪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术领导人,既有远见,又有魄力和办法。他有一整套培养历史人才的计划。据我所知,经他选拔培养成为历史学界名学者的,有郑德坤、周一良、翁独健、朱士嘉等等。他想把中国历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个有学术前途的学生去搞,他的计划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是多么大的贡献。我认为,真正够得上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不仅要自己学问大,而且要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接班人。学术不能中断,后继是否有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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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同祖、王钟翰、周一良、侯仁之 图/澎湃新闻 附记:
成都燕大一年,有一事可记,即茶馆的读书生活。四川人酷爱喝茶,大街小巷,都有茶馆。茶馆不仅是休闲的场所,也是谈生意、谈种种公私事项的场所,起着重要的社交作用。战时大学的设备简陋,北京燕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封闭。成都燕大是临时办起来的,设于成都陕西街,面积有限,教室、图书馆都很小。于是,茶馆便成为学生课外学习的一个场所。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茶馆读书。那时一杯茶的价钱很便宜,对学生还有特别优待。上午买一杯茶,可留到下午继续喝,不再要钱。如果一杯茶也买不起,还可买白开水,名曰“来一杯玻璃”。茶馆中虽然人声嘈杂,但习惯了照常可以看书。读书疲倦了,就玩,打桥牌,或下棋。我就是在成都茶馆学会下围棋的。这样的大学生生活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象的。了解历史,很有必要。今天大学生的学习条件要远远优于过去,同学们理就学得更好.
2014年11月6日草就, 时年八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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